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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對孔子及其美學思想的評說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孔子和魯迅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偉人。他們生活的年代遙遙相距兩千四百多年,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背景有著很大差異。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社會大變革時期(關于孔子所處時代的社會歷史形態,史學界尚無統一的說法,此處只依其一);魯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過度,新民主主義革命蓬勃發展的時期。可他們都在各自獨特的社會歷史環境中成了超絕一時的、有杰出貢獻的人物。孔子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影響最為深廣,他整理故國文獻,開創孔子學說,發展教育事業,規范民族道德意識、精神生活和風俗習慣,以至被稱為“圣人”、至圣先師,而今人則稱之為“是一個言行一致、學識淵博、品德高尚的偉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匡亞明:《孔子評傳》)魯迅是“五四”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誠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義論》”)。
  孔子學說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上,經過附會和演釋,已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統治的精神支柱。歷代封建帝王和反動統治者不斷對孔子加官進爵,頂禮膜拜,以借孔子的偶象來維系他們的專制統治。到了五四時期,中國誕生了一批接受資產階級現代文明教育的新人和積極投身于社會革新的熱血志士,也產生了信仰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思想、提倡新思想;于是出現了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魯迅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如果就抨擊封建專制、封建禮教,反對復古倒退的意義上講,“打倒孔家店”無疑是有巨大歷史功績的,但從當時運動中存在的好便一切皆好,壞就一切皆壞的歷史唯心主義來看,對孔子學說全盤否定,又不無偏頗。當今時代,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探討如何評價孔子學說,探討魯迅和孔子在某些方面的聯系與差異,是不無意義的。
      一
  究竟應當如何對待孔子學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是把孔子做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重大貢獻的人物來評價的,不僅如此,還必須認真地總結、批判地繼承這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事實上,五四時期李大釗做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就曾對孔子問題做過恰如其分的論述。他說:“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孔子與憲法》),“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的歷代時君雕塑之偶象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自然的論理觀與孔子》)。李大釗堅持把問題提到一定歷史范圍之內來考察,明確地把孔子本人與歷代封建統治者所雕塑的孔子偶象區別開來的觀點,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對當時和后來的文化運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魯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曾明確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所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和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魯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著眼于孔夫子“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且介亭雜文·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著眼于“孔教徒怎樣使‘圣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為相宜”(《華蓋集·馬上支日記》),著眼于歷代封建帝王賴以維護其統治的儒家的傳統——精神“麻痹術”(《墳·春末閑談》)。諸如,稱儒家傳統代表的“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宴”(《墳·燈下漫筆》);稱頑固堅持儒家傳統的國粹派為“現在的屠殺者”(《熱風·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對“業儒”的男尊女卑,“表彰節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墳·我之節烈觀》)的說教的揭露;對“圣人之徒”鼓吹“倫常”、恩養、“孝”、“烈”的批判;等等。對于孔子學說中,類似這些直接為維護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東西,也就是為歷代封建統治者吹捧、崇尚的東西,魯迅是深惡痛絕的。
  魯迅是把孔子本人和被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孔子區分開來的,是把孔子學說中的消極東西和積極因素區別對待的。所以他對孔子本人的評價,還是較為心平氣和的,而且頗有同情之慨。這在魯迅的《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看得極為分明。孔子“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立刻下野,失業了;并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但后來,“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孔夫子死了以后,運氣也不見好,“種種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其實“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而每當權勢者“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實在可憐得很”。可見,魯迅認為,孔夫子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后,處境都是可悲的,值得同情的。
  魯迅在分析和評價孔子時,一方面指出了他的“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他的“改革”、“進取”的精神。如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魯迅說:“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對于子路賭咒,卻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為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于是乎儼然成為中國的圣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這一段議論,固然含有對孔子“深通事故”的譏諷,但并不是對孔子其人全盤否定,孔子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談鬼神,是值得稱道的,所以魯迅說“孔丘先生確是偉大”。魯迅這段議論文字,恰似孔子的“《春秋》筆法”,有貶,也有褒。在另一篇文章中,魯迅曾論及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說:“圣人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以孔子交游之廣,事實上沒有法子只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調集·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學匪”派考古學之一》)。孔子欲得的是,中道之人,但不可必得時,便求其次,即急于進取之人,又其次,為潔身自好者。這是非常明顯地指出了孔子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但對積極進取者也不反感。魯迅還認為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滿于現狀,要加以改革”(《三閑集·流氓的變遷》),盡管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是不可取的。對于孔子的勇于實踐的進取精神,魯迅是給予充分肯定的,他說:“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卻是我的意見: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卻以柔退走。這關鍵,即在孔子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松的實行者”(《且介亭雜文末編·〈出關〉的“關”》)。
  魯迅之所以對孔子的本人評價采取一種心平氣和的態度,是因為他清醒地看到,孔子思想中確實存著一定程度上的帶有遠見智慧,存在著積極向上的因

素,存在著具有歷史生命力的東西,而這些又是孔子一生為之身體力行的。魯迅做為文化革命的偉人對孔子思想和人格上某些積極因素的肯定和認同,與他對儒家傳統的虛偽道德觀念的否定和批判,是并行不悖的。豈只如此,魯迅做為有著深厚的中國古代文化素養的啟蒙主義思想家,還必然從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孔子學說中汲取營養,以為發揚傳統文化,建設民族新文化之需。
      二
  孔子不但是我國春秋時期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時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文獻整理家、文藝理論批評家。孔子的時代,中國古典美學理論尚處于萌芽狀態。孔子的美學思想也只集中表現在文藝的社會功能、藝術鑒賞與批評等幾個方面。
  孔子十分重視文藝的社會功能,把文藝的社會作用概括為“興、觀、群、怨”。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里講的是“詩教”,把學詩做為一種審美活動。它涉及到了文學藝術的審美作用,包括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和感染、娛樂作用;而強調的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社會功利作用,從根本上來說是要使文藝為奴隸主階級統治人民服務;也包含了文藝作品不僅反映社會生活現象,還應反映自然現象,即“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樣一些文藝和現實的關系問題,體現了孔子文藝思想中的現實主義成份。
  孔子美學思想中的藝術鑒賞與批評問題,首先應提到他對《詩經》的評價:“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無邪”,就是“正”、“中正”,是孔子整理文獻、鑒賞作品時的政治道德,維護奴隸主的統治放在第一位,可以批評政治上的弊端,但要“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孔子在欣賞《韶》樂時,提出了“盡善盡美”的主張。“子謂《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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