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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以來,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悄然興起,軍事領域中的文化問題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內容。什么是文化分析?它是如何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文化分析的當代價值是什么?當前條件下堅持文化分析應加強哪些方面?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有助于我們把握改革開放以來軍事研究的脈絡及特征,推進軍事研究的健康發展。
      (一)
  文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范疇,具有多種涵義。美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個概念定義的考評》一書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義達166種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樣性、復雜性可見一斑。我國學者對文化也持多種見解,但從主流來看,大都從思想、精神層面來理解其內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的并反作用于實踐的社會觀念體系,主要包括神話、藝術、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學、哲學等要素。所謂文化分析,從廣義上說,指的就是從上述要素或要素整體與軍事活動的關系出發,通過考察和分析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來認識和理解軍事活動的本質及規律的一種研究方式。
  根據上述對文化分析的理解,通過考察軍事思想發展史,可以發現,在軍事研究過程中,文化分析與經濟分析一樣,是人們觀察和透視軍事活動的一種古老的、同時又具有普遍意義的認識方式。人類最初在神話中描述戰爭的進程,表達自己對戰爭的感受和領悟,這實質上就是一種樸素的文化分析。藝術、道德、宗教、科學等眾多文化要素既是人們創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們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軍事活動的一個個獨特視角。其中,道德和宗教與社會生活和軍事活動的聯系更為緊密,因而更為人們所關注,成為古代軍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兩個基本方面。從道德文化來看,早在商周之際,人們就開始考察道德與戰爭、軍事之間的關系,從道德視野來解釋軍事活動中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以仁為勝”的戰爭指導思想以及“以禮治兵”的治軍思想。隨著社會的發展,道德思想體系的完善及其在社會生活和軍事活動中的作用的增強,人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諸如“仁、忠、孝、禮、信”等道德范疇點綴在軍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間,展現著從道德視角剖析軍事問題的認識傳統。從宗教文化來看,早在階級社會初期,人們就從宗教世界觀出發,探討戰爭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戰爭根源論,這種觀點成為夏、商、周三代占主導地位的理論觀念,并對以后的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宗教分析在古希臘、古羅馬也曾占據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紀得到進一步強化和鞏固。在中世紀,宗教神學在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為觀察一切現象的基本認識形式。人們從宗教出發,解釋戰爭的起源、根據以及軍隊建設的法則。長達兩百多年的十字軍戰爭、持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波蘭條頓騎士團戰爭以及胡斯戰爭等都被視為宗教戰爭。對英法百年戰爭、意大利戰爭的分析也常常被納入宗教視野。這種分析方式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直至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許多觀點中找到其思想印記。如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以宗教為核心的文明沖突論”以及把“9·11事件”歸結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戰爭的觀點,雖然在論述中運用了大量的現代社會材料,但從其思想實質來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中世紀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兩個鮮明的特征:第一,從文化要素而不是從文化整體出發來分析和研究軍事問題;第二,與經濟分析或技術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軍事活動規律的更為根本的方法。這兩個特征在近代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從第一個特征的變化來看,近代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導傾向不是從文化要素而是從文化整體出發來觀察和認識軍事問題,即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分析。這種變化,從理論根源來看,與文化人類學的興起密切相關。
  粗略地說,文化人類學萌發于16世紀,形成于19世紀初葉。這門學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從文化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發展歷程、比較不同社會間的差異。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變化,主要是因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商業資本輸出等一系列活動中,接觸到了許多不同于他們的種族和民族,為了認識這些種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思維習慣,僅僅通過分門別類地分析該社會的神話、藝術或宗教等意識形式是難以達到的,它需要一種把這些文化要素統一起來的綜合性概念及思維手段。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了近代科學意義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這一概念及方法運用于軍事研究。美國的文化人類學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婦在其《文化的變異》一書中,就曾從文化視角分析和探討戰爭問題,給人以諸多啟示。美國的另一位文化人類學家羅思·本尼迪克特,則不僅注重對軍事、戰爭進行文化分析,而且還運用其研究成果干預政府決策。她曾給美國政府遞呈過“日本文化的一些類型”的調查報告,認為日本文化適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軍事占領的管理方式,這一建議對于戰后美國選擇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她根據調查報告寫成的《菊花與刀》一書,也因此成為文化人類學名著,從文化視角分析戰爭、政治問題的力作。
  從文化整體來觀察和分析戰爭、軍事的認識方式,在中國近代軍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廣泛運用。中國近代軍事研究從方法論來看,經歷了由技術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轉換。在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時期,中國的官員、學者主要從技術、物質層面思考軍事問題。中國在鴉片戰爭中之所以失敗,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堅船利炮,于是有了“師夷之長技”的思想和洋務運動的實踐。經過33年洋務運動的武裝,我們有了堅船利炮,當時中國海軍艦隊的噸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戰爭中又敗給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艦隊。這樣,人們開始把思考的視角轉向制度、文化層面,認為軍事上的失敗主要不在于技術及武器,而在于制度與文化。中國要想實現軍事上的真正振興,必須進行制度與文化的變革。這種從制度、文化層面對軍事問題的透析,深受國學大師梁啟超的贊賞。
  從第二個特征的變化來看,近代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現了一種越來越強的價值趨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觀察和認識軍事問題的最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種方法中的一種重要方法。造成這種變化的理論根源是唯物史觀的出現。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視為觀察和認識軍事問題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們把文化看做是社會的靈魂和核心,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用這種歷史觀及以此為基礎的文化分析來認識軍事活動,不可能深刻地揭示軍事活動的本質及規律。與唯心主義的文化史觀不同,唯物史觀從社會生產出發,揭示了社會的基本結構及發展動力。唯物史觀認為,文化不是社會結構中的最本質的內容,它只是社會結構的一個基本層面,文化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它只是社會合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科學地闡述了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為建立科學形態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科學形態的文化分析得以產生,成為人們正確認識軍事活動的本質及規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為觀察和認識軍事活動的一個重要方法,在我國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遭到了忽視和冷遇。從1949年至1978年間,我們沒有出版過一本文化學或文化史著作,從文化視角考察軍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

照龐樸同志的說法,出現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人們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觀,認為唯物史觀只講經濟、政治,不講文化。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來,隨著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軍事活動中的作用的日漸增強以及社會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軍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復興。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界、軍事理論界曾圍繞文化與軍事的關系問題進行過一系列的主題討論,主要涉及到以下內容。
  一是文化與戰爭根源。這方面的討論主要圍繞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展開。亨廷頓把冷戰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劃分為七大或八大文明,認為未來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這一觀點幾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經,在許多國家引起了關于文化與戰爭根源問題的討論。圍繞這一論題,我國學者在幾年內發表了數以百計的介紹、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達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和立場。二是戰略與思想文化。學者們討論這一問題的視野非常寬廣,既有對世界多元文化與多極戰略格局的宏觀思考,又有對國家軍事戰略與其民族文化關系的微觀探析;既分析了美國、英國、德國、俄羅斯等一些美洲、歐洲國家傳統戰略思維形成和發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討了印度、日本、東南亞各國等一些亞洲國家的文化傳統對其戰略思想的影響與作用;既思考了中國古代戰略思維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毛澤東戰略思想形成與發展的深厚的民族優秀文化底蘊。三是文化與新時期中國軍事發展。學者們發表了大量文章,從不同側面分析新時期文化與戰斗力的提高、訓練效能的增強、軍事理論的創新、高素質人才的培養等關系,闡述了軍隊建設中加強精神文明或先進文化建設的必要性。
  可見,90年代以來,文化分析已經成為軍事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它不僅拓展和豐富了這一時期軍事研究的內容及空間,而且對于推動未來軍事研究的深化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們認清軍事活動中科學文化的作用,準確地把握新時期軍事發展的脈絡及特征,并制定相應的策略與原則。二戰以后,特別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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