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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葉圣陶的語文工具觀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教師教語文,學生學語文,怎樣才能收到較好的效果?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決非幾篇文章及至幾本書就能闡述清楚的。但是,有一個基本前提必須首先明確:語文學科的性質到底是什么?因為教學目的、任務、教材和教法等等,均由性質來決定。葉圣陶先生(以下均稱葉老)通過語文教學的長期實踐和深入研究,反復強調指明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工具!呂叔湘先生在為《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寫的序言中說:“通觀圣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是關于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1]
  稍有語文教育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國古代的語文教育是與政治、歷史、宗教、人倫等混于一體的綜合教育,這種教育全部以文章詩賦為本位,只學習書面的文言文,遠離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直到上個世紀初年,人們才逐漸認識到語文學科必須顧及其實用性。從此,語文在中小學校單獨設科,小學叫“國語”,中學叫“國文”。葉老從青年時期任語文教員起就積極主張大力提倡白話文、大眾語和新文字運動。全國解放初,葉老集中代表了彼時同人之意,及時給語文學科正名定性:“什么叫語文?平常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到紙面上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1]按照葉老的闡述,我們可以明白地了解到,聽和說偏重于口頭語言,讀和寫偏重于書面語言。聽說讀寫涵蓋了語文教學的全部內容,所以,學語文就是學語言。只有學好了語言,才算學好了語文。
  那么,語言是什么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語言的本質曾作過許多精要的揭示。馬克思認為“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2];斯大林否認“赤裸裸的思想”[3],認為沒有質料也沒有形式的空靈玄妙、難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葉老深有領會地說:“思想決不是無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語言。思想有它的質料,就是語言的材料,就是語匯。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語言的規律,就是語法。無論想得粗淺的,想得精深的,都擺脫不了語言的質料跟形式。無論這個民族的人,那個民族的人,他想的時候都擺脫不了他那個民族的語言的質料跟形式。一個人學會了旁的民族的語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語言來思維,可不能一種語言也不依傍。脫離了語言就沒法思維。”[4]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葉老總結出了研究語言的語文學科是工具學科的觀點:語文就個人說,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就人與人之間說,是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簡言之,語文是人們思維和交際的工具。
  首先,語文是思維的工具。葉老認為語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說出來的口頭語言和寫下來的書面語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想的過程就是語言形成的過程。朦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語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條有理的語言。語言與思維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心里這樣想,說出來和寫下來的卻是另外一套,即所謂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這“另外一套”有兩種情況,其一是說話或寫文章的人在彼時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時語言實踐中的反話、反語等,只不過是作者用另一種語言質料和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維罷了;其二是作者的口頭或書面表達能力太差所致。這與葉老關于思維、語言二而一的觀點并不矛盾。為此,中小學的語文教學,要想使學生掌握好語言,一定要十分重視從源頭上去開發,即化大力氣訓練學生的思維,千萬不能忽略由不出聲的內部語言到出聲的外部語言的想的過程。分開來講,閱讀教學要緊緊抓住從聽、讀到想的過程,從而指導學生由感知語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及其相互聯系的實質;作文教學要緊緊抓住由想到說、寫的過程,從而指導學生審題,立意,布局,謀篇,成文,修改等等。語文老師指導學生進行聽說讀寫訓練,就是指導學生把朦朧的思想變為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語言變為有條有理的語言。總之,離開了語言,人們就無法思維,所以,語言是工具。既然語言是工具,那末由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的語文當然也是工具,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古代是這樣,現代也是這樣;中國是這樣,外國也是這樣。
  但是,長期以來的語文教育并不重視學生內部語言即思維語言的訓練。那種教師講學生聽,學生寫教師改的讀寫教學方法嚴重地遏制了學生的思維發展。至于全班學生異口同聲的問答式教學和即興發揮式的作文訓練,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缺少思維的深度和廣度,學生往往思想模糊,語言混亂,導致思想訓練和語言表達兩敗俱傷。近些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語文老師認識到語文學科是思維的工具,通過各種渠道,化大力氣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思維能力提高了,訴諸口頭即語言,訴諸書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維這個工具,也就掌握了語言,學好了語文。
  其次,語文又是交際的工具。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生活在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不可能獨立存在,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絕對離不開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過程當中使用最經常、最廣泛的就是語言。列寧說過:“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5]斯大林說,語言“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為可能的了。”[4]所以,從人人每天都會碰到的交際需要考慮,我們也必須認真學好語言,學好語文。葉老1953年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題為“語言和語言教育”的發言,他結合自己的體會指出,要是我的語言雜亂無章,人家決不會承認我的思想有條有理,因為語言雜亂無章正就是思想雜亂無章。要是我的語言含糊朦朧,人家就決不會承認我的思想清楚明確,因為語言含糊朦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朧。要是我的語言干巴巴的,人家決不會承認我的思想好象剛開的花朵,因為語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總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關系是這樣的:只有我拿出來的定型的語言對頭,人家才會承認我的思維跟認識對頭。反過來,我拿出來的定型的語言不對頭,人家就無從承認我的思維跟認識對頭。這是一條明白得很的規律。所以,從思想交流的實際看,我們完全可以斷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語言。人們為了充分發揮自身的價值,都希望說的話和寫的文章與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進而提高學習、工具、生活的質量和效益。一個人如果聽語言,說語言,讀語言,寫語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養和訓練,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勢必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和障礙,所帶來的苦惱和麻煩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的語文教學是忽視交際能力訓練的,讀死書,死讀書的現象較為普遍。學生畢業之后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場合就產生懼怕心理,不敢發言,或者說話語無倫次,自相矛盾,不能準確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現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培養和訓練廣大學生從小就善于使用這一交際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緊迫和重要。近些年來,各地學校加強了素質教育,語文教學由只重視作文到讀寫并重再到聽說讀寫四管齊下,并開展了豐富多采的課外語文活動,如組織社會調查,演課本劇,書報知識競賽以及影視評論等,嘗試著進行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大語文教育,這些都體現了語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質特征,順應了當代社會對語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綜上所述,語言是工具,語文是專學語言的學科,所以語文就是工具;語文這個工具具有思維和交際的雙重功能。其中思維是手段,交際才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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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文的本質特征是交際工具性。交際包括吸收(聽和讀)、表達(說和寫)兩方面,所以語文教學必須聽說讀寫四者并重。要從內部語言思維的訓練入手,達到提高外部語言交際能力的目的,從而使學生的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思維能力和交際能力相互促進,協調發展。
  由于葉老的語文工具觀是從長期的教學實踐和潛心研究中歸納出來的,所以盡管隨著時代的前進,教育的發展,圍繞語文學科性質問題產生了許多新的觀點,但“工具說”至今仍是絕大多數專家、學者和語文教師所認同的觀點。國家教育部1963年制訂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指出:“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種工作的基本工具。”1978年、1986年、1990年、1992年的大綱繼承了1963年大綱的語文性質觀,確認語文的“基本工具”、“基礎工具”特征。1996年的新大綱認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2001年制訂并頒布的《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指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仍然將工具性作為語文學科的主要性質。由此可見,葉老的語文工具觀現在和今后仍有其現實的指導意義。
  呂叔湘同志非常贊同葉老的語文工具觀,他說:“語言文字本來只是一種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學習以及交流各種知識也少不了它。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為什么很多教語文的人和學語文的人會認識不清呢?是因為有傳統的看法作梗。”[1]他認為這些傳統的看法的弊病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是在閱讀教學上不適當地強調所讀的內容而把語文本身的規律放在次要的地位。第二種弊病是在作文教學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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