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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趨新學者區分國學與國故學的努力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當一度風靡的整理國故開始走向衰歇之時,"國學"本身的學科定位或學術認同也產生了問題。有的學者試圖用"國故學"來取代"國學",有人根本主張"國學"不是"學"。實際上,從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對于久處外患壓迫下的中國士人來說,20世紀20年代可能是中外"國家"實體競爭最為淡化的時段。此時與清季的最大區別是"學術"與"國家"的疏離: 對強調"國無學則不立"的清季士人來說,國學既不能"無用",也不能不是"國粹";但對提倡"科學無國界"的新文化人來說,"學術"與"國家"可以無關,至少關系不密切。1 正是在這樣一種立場之上,"國學"本身成為可以比以前遠更輕松地進行討論的題目。

  拘束的減少往往伴生著隨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說:"屈原之賦,不甚怨君,卻被后人講壞"。章學誠以為,此語"最為知古人心"。2 與清季相類,民初反對與支持國學者多少都有從自己"成心"出發而將其"講好"或"講壞"的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無意中受到"成心"的影響,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識的動機;民初人則更明顯地是在意識層面為了某種目的將國學"講壞"。胡適等人對整理國故態度的轉變即是一例,但其轉變態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認為"國學"妨礙了"中國"這一國家實體的發展,即鄭振鐸擔心的會"有阻礙于中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阻礙"中國國力及文化的發展",無意中仍回到"國家"立場之上。3 

  結果,在較少受到外患直接壓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離的"學術"與"國家"再次凸顯出其緊密的關聯,4 體現了民初對清季的思想繼承。或者說,在意識層面力圖區分"學術"與"國家"的民初趨新學者在下意識層面仍相當注重"學術"與"國家"的關聯,兩者間顯然存在著某種心態緊張。在這樣的語境之中,從新文化運動后期開始,不少趨新學人對于"國學"和"國故學"的定義和學科認同產生疑義,有的學者更試圖將兩者區分開來,本文即簡單探討這一現象。

  晚清中西學戰的結果是中學已被認為"無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說,國粹、國學、國故等詞匯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說之中,恐怕就因為"中學"已經失去吸引力和競爭力,尤其"國學"明顯是"中學"的近義詞。當章太炎鼓吹"以國粹激動種姓"時,他(以及主張以歷史激發愛國心的梁啟超等)有意無意間不過是換一個標簽而試圖將在時人思想言說中已經邊緣化的"中學"拉回到中心來;但正由于國粹與中學的接近,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說基本是不成功的。認為中國沒有國粹、只有"國渣"的觀念在清季已出現,到民初更越來越得到強調。

  對已經邊緣化并被"證明"無用的中學來說,即使是一個中立的態度也已相當親切。其實多數中國讀書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一直動蕩于胸中,"國粹"當初確曾較有吸引力,在20世紀最初幾年一度風靡;惟不久即被其主要的倡導者棄用。這部分也因為他們本不認為中國傳統一切皆"粹",而提倡將傳統區分對待,曾重建出別于"君學"的"國學"。且其在試圖區別于日本"國粹主義"之時已隱約覺察到"國粹"這一新名詞有些問題,也在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當的方式來表述"國粹"。 5

  章太炎在1906年曾提倡"以國粹激動種性",在其1908年的《規新世紀》一文中已將國粹、國學和國故三詞并用,那時基本是作為互換的同義詞而避免文字的重復;但一年多后他將其重要著作命名為《國故論衡》時,則意味著在意識層面對"國粹"的正式棄用,且多少隱含著"反戈一擊"之意:"國故"當然比"國粹"更中性,而"論衡"則義本王充,明顯有商榷批評之意。6 換言之,即使這中性的"國故"也是可以且應該商榷批評的。

  不過,對"國故"這一略偏消極的隱含之義也不能太過強調,就在出版《國故論衡》的1910年,太炎又與其弟子錢玄同等發行了面向大眾的《教育今語雜志》,其宗旨便明確首列"保存國故"。7 以"保存國故"取代稍早流行的"保存國粹",似提示著對"國故"之中性意義的強調雖已到意識層面,然基本仍在較隨意地替換使用,尚未嚴格地界定和推敲;蓋"保存國粹"要"粹"者乃保存,而"保存國故"則可以是未必"粹"者也要保存,實隱喻著凡國之故皆當保存,倒更像張之洞提倡的存古取向,對即使"不盡適用者,亦必存而傳之,斷不肯聽其澌滅"。8 

  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國故本來即是國粹,不過說來客氣一點兒;而所謂國學院也恐怕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9 他到1940年更總結說:"'國學'一詞,本與國醫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謂存古學堂,本是呫嗶咿唔之化身,不待論矣。以后章太炎談國故,似勝于前矣。然國故一詞,本為習用,即國朝之掌故也。乃太炎盡改其舊義,大無謂也。清末民初,人以國學二字為不妥,遂用國故;自國學專修館之勢力膨脹,此名詞[指國學]更通行,然此館者,私塾之放大也。" 10 

  無論如何,相對比較中性的"國故"在民初得到采用,部分即因為"國粹"不能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傅斯年自己在1919年的態度便稍緩和,他那時以為"國粹不成一個名詞(請問國而且粹的有幾?),實在不如國故妥協。至于保存國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講到了保存兩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命運和盤托出了。我們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當創造國粹(就是我們自己發明點新事物),不當保存國粹。天地間事,不進就退,沒有可以保存得住的。"11 問題在于,即使這更"妥協"的"國故",在很大程度上仍不過是一個涵蓋寬泛的虛懸名號而已,使用這一名詞的各類人等其實未必具有共識。

  毛子水當時就置疑道,"什么是國故呢? 我們倘若把這個問題問起那些講國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沒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說國故就是'三綱五常';有些必定說國故就是'四書五經';有些必定說'學海堂經解'是國故;更有些必把'駢體文鈔''古文辭類纂''鐘鼎款識'……等東西當作國故。"可知"國故這個名詞,沒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義"。他根據章太炎《國故論衡》的內容,以為"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并增加章氏此書未專門論及的"歷史",提出"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若"不把學術史從民族的歷史里分出來,我們簡直可以用'中國過去歷史的材料'代替國故這個名詞"。12 

  他特別解釋"國故的大部分是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的材料"一點說:"國故的大部分,實在就是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但是從前人所做的從前人的歷史,我們現在不能用他;因為現在人的歷史的眼光,十分之八九不應當和從前人的相同,所以我們現在的歷史,大部分都應當從我們自己的歷史的眼光新做出來,方能合用。因此,我們把國故的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看作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的材料。"這里所說的"歷史",主要是"歷史學"的意思;因前人眼光不同而做出的歷史便可以"不看作歷史",正是清季中國"無史"論的"現代表述"。惟"國故"既然是歷史的材料,則治此材料的"

國故學"自然便成為歷史學了。

  幾年后胡適整合并進一步系統闡發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觀念說,"'國學'在我們的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可知胡適對"國故"這一詞匯的選擇正因為它不含褒貶的中立性。他進而明確提出"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 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13 

  不過,胡適注意到的,在以北大為中心的整理國故運動開始之前,已有類似的"運動"出現: 古學界青黃不接造成的學術寂寞使許多人產生古學將要淪亡的悲觀,結果"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包括夢想孔教復興者、試圖通過保存古文古詩以達到古學保存者、甚至靜坐扶乩者。胡適宣布,"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這些行為,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于古學的藐視"。正因此,整理國故運動的推動者總思有別于已"破產"的舊式學者,"國學"/"國故學"正是他們區別于破產的"古學"的新認同,而"國學的將來"也因此充滿希望。

  胡適對國故學這一"領域"做出了更具體的界定:"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 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支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于國學研究的范圍。"而"國學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他具體列出"中國文化史"的系統則包括民族、語言文字、經濟、政治、國際交通、思想學術、宗教、文藝、風俗、制度十種史。換言之,"國學"就是系統的中國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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