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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忘卻了的農村改革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今天在中國,加入世貿、與國際接軌等口號越來越響,似乎大有代替興旺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口號。從一種角度看,這好象表明中國的改革已經踏上了一個更新更高的階段,以往那種主要關注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眼光再也跟不上形勢了。但也有一些比較坦率的學者專家認為,其實,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瓶頸階段,近年來現實中面臨的許多亟待解決的難題,實際上始終無法有效解決。于是,談深化改革的場合反而越來越少了。如果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歷史,具體分析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現狀,就會發現,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值得深思: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主要任務,難道只剩下加入世貿和與國際接軌了嗎?加入了世貿、與國際接上軌,中國的改革難道就大功告成了?毫無疑問,加入世貿至關重要,但如果單打一地強調其重要性,就難免落入有意無意的"見木不見林"。 

  除了加入世貿這樣的努力之外,中國當前就沒有更關鍵、更緊迫的改革任務了嗎?事實上,如果冷靜地觀察,當前中國除了需要加入世貿之外,還有一項更艱巨、更重要的改革任務,那就是如何通過進一步的農村改革,改變農村目前日益嚴重的經濟困局。中國的改革本來是從農村開始的,但二十年之后,農民的境況卻陷入了一種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困難之中,由此影響到全國的經濟沉入低增長和連年蕭條。可惜的是,在目前國內的主流話語中,進一步的農村改革卻似乎已被忘卻了。好象經過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農村的體制已經基本理順,再也不值得重新關注了。即便有一些相關的討論,也往往是針對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對農村困局的整體評估。 

  八十年代中,中國研究改革的專家學者里,最強的隊伍之一就是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屬下的一群中青年經濟學家。他們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調查研究,使他們得以始終保持著觀察農村問題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學術討論上都贏得了領先地位,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然而,八十年代末,這支隊伍被打散了。此后,雖然還有一些學者繼續堅持不懈地研究"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沒有了強有力的團隊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視。中國不再有研究分析"三農"問題的強勢團隊,并不是件好事。更何況,今天的"三農"問題比以前更復雜了,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沒有了類似的團隊,只靠一些政府機關的農業經濟專家作些單純的經濟技術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問題終于暴露出來了,面對今天農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國的媒體上見到個別學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記者的零星報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種腳踏實地、以第一手調查為基礎、有充分說服力的系統整體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關"三農"的政策制定與這類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或許就是農村改革被忘卻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日農民狀況:富起來了還是越來越窮?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國通過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人民公社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雖然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時給了農民的土地沒有真正回到農民手中,但土地的長期承包基本上鞏固了農村的市場機制。隨后,在農村流通體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進展并不大,而且過去五年來還時有反復。按照一些書齋經濟學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可惜,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問題不在于市場機制不靈,而在于市場機制的這只"看不見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現存的權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嘗過改革甜頭的農民重新置于被剝奪的可憐境地。 

  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挑戰。近年來農村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面的狀態正處在每況愈下、難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業的收益明顯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經濟"已經逐漸消退,而政府轉嫁社會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負擔,城市居民、特別是內地中小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開始萎縮,對農產品的需求已經沒有以往那么旺盛了。這直接造成了農產品價格連年走低。而另一方面,農民的種植成本卻面臨著壟斷型工商企業的價格哄抬,種子、化肥、電、農藥等的成本越來越高。結果,出現了種得越多、虧得越重的現象。而且,今后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已經沒有再抬升的空間。最近農業科學院的一位學者詳細分析了中國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其結論值得國人警醒。他發現,中國的大多數農產品價格已經超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而多數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也高于發達國家。這樣,中國農民指望農產品價格回升帶來今后的收入增長,看來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國在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堅持強調今后不能取消農產品補貼,與其他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延緩了中國加入世貿的進程。這個問題并不是新問題,早就列在申請世貿要解決問題的清單上,中國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關心這個問題,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對農業問題的擔憂。即使中國能繼續維持國內農產品市場的價格,盡量減少低價進口農產品的沖擊,中國農民的種植業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顯改觀了。 

  其次,近年來農民的收入增長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最近國家統計局開始承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明顯放慢,有時只有兩三個百分點。事實上,從一些來自鄉村基層的報道看,就連統計局的這個官方數據也有很多水分。許多鄉鎮長、縣長為了呈報政績,往往人為地夸大農民的收入。甚至,當農民的田產收入下降時,有些基層干部就按照農民家里有幾棵果樹、有幾只母雞來計算一年的最高產果量和下蛋數,好湊出一個"增長"的農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雞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樹是否年年都能結那么多果子,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經驗的專家都了解,統計局的農民收入統計一般都有高估的傾向。另一方面,在這個"增長"的"收入"當中,其實包括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家中積存的糧食或其他農產品。由于近年來糧價一再下跌,農民收獲的農產品如按政府規定的收購價格出售,將嚴重虧本。農民們只好暫時把農產品囤在家里。如果把這種無法變現的收獲剔除,農民來自農業的現金收入其實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億農民進城打工,給他們的家庭帶回一點現金收入,那么許多農民家庭恐怕連應付攤派的現金都拿不出來。 

  再次,鄉鎮企業開始萎縮。最近在國內出現了一股談論加快農村城鎮化的清議,似乎只要在鄉村多建成一些新興城鎮,農村的蕭條局面就能改觀了。農民搬到城鎮去從事非農行業的前提是鄉村非農產業的加快發展。但是,近幾年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興旺一時的鄉鎮企業開始進入了收縮階段,連年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數千萬以往吸收過的勞動力。鄉鎮企業的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經濟形勢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原因。過去二十年中,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背后有一只基層政府的"手"在推動,這曾一度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優勢,現在卻可以看

出,這只"手"也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范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范",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象,蘇南的基層干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第四,進城打工的農民處境艱難。在內地的許多省份,進城打工成了農民養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勞力都得靠離鄉打工來維持家計。而從整體上看,除了少數繁榮地區和都市外,多數內地城市的經濟也并不妙,于是,出現了上億農民爭搶東部都市和少數繁榮地區工作機會的局面。近年來,農民春節后離鄉外出尋找打工機會的時間越來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離家上路,因為誰都想搶在別人面前爭取到有限的工作機會。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對農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億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農民工之間的鄉親關系網提供一點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許多盲目涌入廣東一帶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機會,又返回頭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與此同時,不少城市的政府卻開始設置重重障礙,限制農民工的就業機會,以保護城市失業者的飯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實行"上崗證",許多粗壯工種的工作機會都要憑市政府批準頒發的"上崗證"才能就職。顯然,農民進程打工的機會不是越來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應求。就總體而言,城市里能容納的農民工數量已經接近飽和,而越來越多的農民在鄉村難以維持生活,進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機會,如此就難以脫困了。 

  最后,也是最讓人痛心的是,鄉村兩級干部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由于這方面的情勢相當嚴重,因此國內媒體有時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將就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紀"和鄉下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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