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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君主立憲制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東周數百年,天子式微,禮崩樂壞。統治者的”合法性”出現危機。諸侯便逐鹿中原,僭位而上,在一場接力賽中奪取合法性的火炬。這時的諸侯接力賽,還都是貴族與使君的游戲。選手的起碼參賽資格就是公、侯、伯。也就是必須擁有那種源自血統、”經過努力也無法達到的權力”(遇羅克)。至于草莽英雄,最多只能擇梧而棲。換句話說,那是政治局委員們對于常委名額和總書記寶座的爭奪。

    但在秦亡之后,經過廢封建、置郡縣,貴族政治與封建制度開始了退出歷史舞臺的進程。當陳勝敢于說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當項羽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心,觀察歷史的人自當看見,這是一個在歐洲要晚上一千余年才可能發生的變化。貴族封建制下的”合法性”已經被徹底打破了,古老的神權政治和源遠流長的血統被中斷。當出身平民的劉邦一統天下時,漢帝國的政權面臨兩個上層建筑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一、既然血統與政統合而為一的局面已經結束,既然一個平民也可以憑借時勢將具有神圣來歷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那么君臨天下的合法性到底從何而來?天下將如何跪拜在草民劉邦的腳下、而有高山仰止之感。除了暴力與鐵血,還有什么可以拿來為至高無上的權力加冕?平民出身的漢帝國必須解決一個悖論:我奪取天下是天經地義的,我的政權神圣無比,但是,GAME IS OVER,你們再也不能這樣了。你們不能夠學我,你們再來搞我就是大逆不道!換句話說,既要證明一個現有的非貴族政權的合法性,又要堵住后來人的蠢蠢欲動。

    第二、在貴族封建制下的人主,受著分封制下諸侯與各級封君的制衡。強大的地方自治既是對君權的限制,又是惹起戰端的禍根。所以秦始皇不喜歡,要廢封建、置郡縣,將地方官員釜底抽薪,使其成為一個龐大帝國行政體系中的寄生蟲,或者叫螺絲釘。讓他們的物質享受僅僅與他們的職位而不是與他們的獨立人格相連。這樣就變為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主義(emperorism,李慎之先生杜撰之名詞)。然而始皇帝作為第一個獨裁者,對手中不受限制的權力還沒有拿捏的分寸,未免得意忘形,過猶不及。以致帝國早夭,天下沸騰。因此漢帝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在重新樹立合法性之后,又如何在一個非貴族的官僚體制中解決去君權的無限膨脹和肆無忌憚?

    所有的問題加起來,只有一個。

    就是亟需一種可以自圓其說、可以深入靈魂、可以又辯證又統一的大一統的意識形態。

    董仲舒最終成為幾乎所有春秋時期思想資源的集大成者,他像比爾蓋茨一樣以儒家為藍本,運用化功大法將法家、道家、陰陽家等的精華熔為一爐。然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慢慢將經他之手神秘化、宗教化的儒家之道,變成了包括皇帝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大腦里的操作系統。董先生成功解決了上述技術難題,使一個皇權官僚體制歷時兩千年,彌久而更新,為金觀濤先生所言”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打下了最為顯要的地基。

    既然是所謂”皇權專制主義”,什么樣的改革可以使得這一皇權官僚政體擺脫秦朝的覆滅悲劇,而居然坐大,成為一個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夢寐以求而求不得的”千年王國”呢?

    倘若僅僅在于專制加上以德治國,是不夠的。在我們常常一言以蔽之的”專制主義”的批語下面,觀察歷史的人自當看見,絕對的專制在歷史上,正如絕對的民主,都是不曾有過的。年少時我曾天真的以為,皇帝想殺誰就殺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后來看歷史,遠遠不是那么回事。不然萬歷皇帝就不會在朝臣面前罷工二十年了(黃仁宇《萬歷十五年》)。說中國的傳統是專制主義,不過相對于歐洲而言。董仲舒在皇權專制主義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兩千年不變的前提下(”天不變道亦不變”《天人三策·第二策》),殫精竭智,完成了儒家對于皇權官僚體制的君主立憲。

    下面這句話就是這個君主立憲制的總綱: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春秋繁露·玉杯》)

    董仲舒運用陰陽五行學說的形而上根據,與作為政治社會哲學的儒家結合起來,就把儒家宗教化了。他回到儒家傳統中”天”的概念,把這個”天”加以強調,來為新政體提供合法性的憑藉。”道之大原出于天”(《漢書·董仲舒傳》)。董先生的這個”天”,在英文中有時譯為”Heaven” (主宰之天),有時譯為”nature”(自然之天)。前一種譯法接近于人格化的上帝,后一種譯法則接近于古典”自然法”的概念。人的行為根據,一定要在天的行為中去尋找。因為天人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人是天的副本。”人之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成;人之德行,化天理而成;人之好惡,花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春秋繁露·為人者天》)

    這個”天”,不但是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創造者,而且為眾生設立了一個君王。董仲舒通過”君權神授”論重新為一個平民政權加冕。”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春秋繁露·堯舜湯武》),化為后世所謂”奉天承運”的口頭禪。”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亦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但如果君王張揚跋扈,不能夠”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猶如秦始皇呢?那么,董先生講”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這即是《尚書》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是董仲舒對三代革命論的繼續(”殷革夏命”《尚書·多士》)。

    這就為劉邦起于大澤之中奠定了根基。但是天不能言,如何得知誰才是真命天子,是上天的選民呢?《尚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人能得到百姓的擁戴,便可視為受命于天。這等于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理論版。所以在肯定了合法性的來源之后,這個”儒家革命論”在漢以后,就為統治者不喜,因而不彰。直到晚清才又高漲起來。

    君權神授論,使這一皇權官僚體制中的統治權變得至高無上,皇帝成為九五之尊,上天的兒子,和大祭司。從此君為臣綱,春秋時代那種賓主之間亦師亦友的關系已然不在。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內容,也是董先生對上述第一個政治問題的解決方式。而下面我要強調的是董仲舒對第二個問題的應對,即”屈君而伸天”的立憲制。

    其實君權神

授論一方面樹立了君王的絕對權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腦門之上高懸了一個大象無形、大音無聲的”天”。董仲舒企圖通過將對于”天”的解釋權即對于”憲法”或”自然法”的解釋權牢牢抓在儒生職業集團的手中,以實現對君權的適當限制。讓君王、官僚、百姓和上天這四者,形成一個”老虎、雞、蟲、棒”相互循環的政治食物鏈。這個”棒”是一根”天機棒”,既可以打老虎,又會被蟲蛀。所謂民意即天意。另一方面,董仲舒的理論又為儒生集團奪得了意識形態的制高權。等于是為在皇權專制主義下失去了封邑與私有財產權的官僚集團打造了一個千年不變的”鐵飯碗”。

    董先生對作為”自然法”的”天”,進行了神秘主義的詮釋。在下述幾個方面構成了對于君權的事實上的限制:

    第一、     天人感應論。
    第二、     三統循環論
    第三、     災異論
    第四、     三綱五常論
    第五、     兩權分離論

    漢家傳統向來是霸王道雜之,所謂”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始皇帝用刑太甚,崇尚武功。董仲舒則重申孔子的以德治國,主張”重德遠刑”,并以春秋決獄,來匡正律令嚴峻的弊病。但骨子里對法家和道家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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