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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反思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及政治影響巨大。知識界討論問題,必引徵“五·四”,奉為圭臬,以為真理不可易。但 是,很多熱情、激烈的“五·四”觀念,其實經不住客觀和認真的考查。王元化先生在“關于五四再答客問”中中肯地指出:“我們頭腦中有 很多既定觀念,日積月累,成為習慣力量。再估價(‘五·四’)就是重新認識這些既定概念,重新清理這些東西。……對‘五·四’的再認 識,首先就是打破既定觀念。”在這些“既定觀念中”,王先生首先舉了“反封建”的例子。“救亡”和“反禮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的兩大中心,三十年代以后改為“反帝”、“反封建”,成為中國現代化思維的出發點。但是,“反封建”的提法的確需要細致的分析。

    中國封建么?

    套用歐洲的史學范疇,把從秦到清這一段歷史附會成封建社會,把官僚、士大夫附會成貴族統治階級,這是幾十年來中國知識界不容置疑的 定論。諸多對歷史、現狀和未來的討論,都以這個定論為出發點。

    在歐洲,貴族是中世紀的領主。領主受封采邑,采邑中的自然資源為領主所有,采邑中的人民為領主的奴仆、附庸。領主又效忠于君王。采 邑和封爵靠血緣世代相傳,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很大的獨立性。這種以領主和采邑為主體的制度,歐洲史學稱為 Feudalismus (由拉丁文的 Feudum ——采邑一詞衍生而來)。武王革命,建立周朝,把國土分封給共同滅殷的諸侯、功臣和殷商的舊貴族,讓他們世代相傳,服事周 室。各國除去向周室納貢,政治和經濟基本上是獨立的,甚至文字不同,車軌各異,度量衡和貨幣不相溝通。我們的史書把這段歷史叫做封 建(夏、商兩代或許也是這樣,文獻不足,不能臆斷)。 Feudalismus 與此類似,因此把它翻譯成“封建”,是很恰當的。

    幽王被犬戎所殺,諸侯立平王,東遷洛陽,周朝的封建制就開始動搖了。先儒說:春秋五霸,一霸不如一霸。這是因為,越后來的霸主,就 越把自己勢力的擴張放在藩屏、維護周室之上。到了戰國時,大家干脆把日益衰弱的東周扔在一邊,互相兼并征戰,要一統天下了。所以, 在記載戰國事跡的《國語》中,周僅僅是諸國之一。那時候的很多思想家,包括儒家的孟子,都在到處游說,鼓吹“王道”。天下統一,權 力集中,實在是大勢所趨。秦滅六國,結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國特有的中央集權政治。《史記·秦始皇本記》詳細記錄了秦王自稱皇帝, 和大臣議論,反對封建的過程。漢初的大功臣,都被封了王爵和國土。但很快,高祖就把他們一一消滅,而把國土改封給了自己的兒子們。 甚至與大臣誓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后來,中央向各王國派駐傅(老師)和相(行政總管),教導諸王,主持行政,大大削弱了 他們的自主。景帝時,吳、楚七國叛亂失敗,諸王徹底失去了對自己領地的政權,實際地位降為臣子。賈宜的《治安策》就是勸文帝壓抑諸 王的名著。從此,中國的封建制度徹底結束,開始了延續兩千年的中央集權政治,封土建國,血緣相傳,世襲領地基本上消失。這樣看來, 在中國,封建制度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而貴族也隨之消亡。“反封建”與“反貴族統治階級”的口號,都是無的放矢。

    但是,在歐洲文化中心論盛行的二十世紀,搬用歐洲的成論,比附、分析中國的歷史、政治,這種方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占據 統治地位。新文化運動的大師胡適提倡:“大膽假設、細心求證”,無數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把它奉為座右銘。這樣治學,把結論放在證據之 前,難免先入為主,曲解事實。很多人明明知道中國封建制度的始末,卻依然契而不舍地在秦、漢以后的歷史中,尋找封建制度的蛛絲馬 跡。證據不足,就不惜把概念軟化,把封建制度改成“封建社會”、“封建主義”,模糊它的定義,擴展它的外延,以尋求符合。靠了這樣 牽強的推導,商、周是奴隸制度;秦、漢到明、清是封建制度;晚清才剛剛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這個觀念一直沿用到今天,一切對它 懷疑和批評的觀點都淹沒不張。

    中國落后么?

    既然,歐洲主要國家兩、三百年前就已陸續進入資本社會,而中國還盤桓在封建社會,當然是落后了。把十八、十九世紀科學、技術、軍 事、金融等方面與歐洲諸國的巨大差距,解釋為整個文明的差距,中國“封建”,中國“落后”,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主旋律。

    科學、技術,有先進與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傳統之間雖然存在著差異,卻沒有“先進”與“落后”的區別。但迷信歷史決定論和社會進化 論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卻不是這樣看問題。一次交響音樂會后,一個北京大學的教授滿懷感慨地對我說:“人家兩百多年前的音樂就那么雄 壯,樂器就那么先進。咱們中國怎么就沒有交響樂呢?落后啊!”首先,形式和風格不是判斷音樂質量的標準,樂器制造技術更不說明文化 的“先進”與“落后”。十七世紀意大利藝人們制做的樂器,其音質飽滿瀏亮,富于特色,無與倫比。一只斯特拉迪瓦利琴,價值鉅萬,為 全世界的小提琴大師們所珍愛。很多人使用最先進的聲學、材料學和計算機技術,企圖仿其萬一,都沒有成功。交響樂的創作在海頓、貝多 芬、舒伯特的時代達到了高峰,以后漸漸蕭條下來。這些當然是我們的名牌大學教授不能或不愿意知道的。迷信歐洲“先進”,詛罵中 國“落后”,“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論斷荒謬,大抵如此。

    西方人講現代政治,政、教分家是個大關鍵,因此,與鼓吹建立伊斯蘭圣國的宗本主義發生沖突。在中國,三千年前周朝建立時,就開始明 確限制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周朝的最高統治者自貶帝號,稱為王。帝是天帝;王是人王。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政教分離的政權。從此 以后,中國的政治哲學,特別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對政治影響深刻的流派所討論的,幾乎完全是人與人類社會的題目,是很徹底的人文主 義哲學。中國的官僚行政體系,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高度成熟,高度實用,是諸多朝代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重要基礎。中國的仕進制 度,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善的,培養、選拔、任用平民成為政治人材的制度。假如說封建比較“落后”,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在兩 千年前就結束了。中國的佛學,精深博大,應該是思辨趣味最高的

哲學之一(希臘文“哲學”的本義為“愛智慧”)。中國文人豐富、精致 的詩、詞創作,是世界抒情文學中最杰出的部分。閉眼不看這些事實,一味人云亦云,自我否定,把傳統中的一切,甚至很多不相干的東 西,如裹小腳、抽大煙、留辮子、穿長衫,一概當作落后、不開化的象征。然后,痛哭流涕,慷慨激昂,要“救亡”,實在是人不亡國國自 亡。

    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落后,不說明整個文明、整個國家和整個社會全面落后。把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說得一無是處,遠遠落后于西洋,要徹 底決裂,脫胎換骨,是“五·四”人偏見。

    中國有貴族階級么?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流行的觀點,把中國社會劃分成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兩個階級。一切官僚、文人、士大 夫都是“高高在上”,不識耕種的貴族統治階級;農民則是“勞動人民”,被統治的階級;階級之間的劃分和矛盾極端深刻。

    事實上,中國至晚在戰國時,世襲貴族的制度就開始瓦解了。燕昭王筑黃金臺招賢納士,漢武帝下詔求茂才異等,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舉, 是中國官僚制度從薦賢、貢舉到分科考官,逐漸成熟,逐漸制度化的主線。以唐朝的科舉制度為例:所有官員和農民的子弟,只要出身清 白,沒有犯過法,都有機會進國家和地方政府出錢開辦的學校學習。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全國人口約八百多萬戶,而各中央、地方學校在 校學生總計約七萬三千五百人。學成之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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