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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經學的解體和儒學形態的現代轉換

時間:2006-11-21欄目:語文論文

當代儒學話語——無論是敘事還是論辯,基本上循著兩個路數:一是歷史的,重其發展脈絡、遷延歷程;二是觀念的,往往揀金棄沙,只把握根本的傳統。前者多為治歷史學者所取,處之極端,往往陷溺于所謂“史學的偏見”。三十年代以還,喜宋明理學或研哲學者,于此多有掊擊,茲不具論。而后者為習哲學諸人慣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還是復興儒學,關鍵處均是一些觀念鋪陳和范式架構,難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譏。海外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學者對此多有指證。如張灝謂“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種哲學體系或學術研究的傾向是危險的”。[1]自稱“更注重哲學的框架”以著述的艾爾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討論為中心的思想史領域,只不過是“較為淺顯的中國哲學史”。深受德國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學史之取向的影響,普遍服膺“觀念史”的模式,“結果,中國思想史只能以敘事方式進行,精于哲學卻短于歷史脈絡”。[2]因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分際而造成的史、哲之別,深深濡染了當代的儒學識辨與言說,使儒家的本來面貌在強烈的古今之辯意識的現代闡釋之下,更多增添了難以圓合的裂痕。“史學的偏見”與“良知的傲慢”之爭訟與對壘不見消彌,反愈加劇。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說明和消解緊張的有效途徑,勢必將成儒? Ы胂執雜錁車募笳習?BR>     也許用發生學的方法以觀其眇是一可行之道。當代的儒學話語(批判的、旁觀的、弘揚的)及其復雜的形態,均是在百年間原有體系發生劇烈的動蕩、裂變、轉型過程之中的遷延或歧出。盡管有西學東來的重大外緣,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體系內在的變化。所以,對清末儒學的狀況作些了解和分析,當有助于這一問題的清理。另外,我們今天所說辯騰喧于口的儒學,早已走出了經學時代的范式,在形態上已被現代的知識體系所夾裹和切割,這一轉換的發生機制和微妙歷程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本文即圍繞清末經學的解構和現代形態儒學的創發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三大爭論宣告了經學時代的結束
    
    清末,皮錫瑞總結有清一代經學。謂有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3]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承繼此說,以佛理生、住、異、滅喻思潮之流轉,將這一段思想史概括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又進而將清學“屢遷而返其初”的獨特現象解釋成為“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鄭許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4]鹿門“義愈推而愈高”、“一變而至于道”的說詞,明顯帶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許之意,遠不能和任公“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銳與深刻相比。但皮、梁二人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學的落幕處,對已經逝去的一個時代作全景式的觀察和描述。這一“離場”的宏大敘事雖有助于從全體上把握清代學術的綱節,? 灰歡蓯刮頤欽嬲氳角逖翁壞母叢勇雎韁小?BR>     倒是《漢學師承記》這樣在今天看來過于偏宕、缺少客觀性的譜系,更能引發出來問題和思考。江藩堅執漢學的純潔性,以三惠之學為典范,擯除一切經世和義理的成分,甚至將公認的樸學開山顧炎武附贅在卷末。這一切都表現了乾嘉考據學發展到極盛之時,正統漢學家“唯我獨尊”、“目無余子”的自大心態。以經學考據為正統、以吳派為標準,不但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的權威,實際上也顛覆了儒學賴以存在的整個基礎。沉溺于文獻考據之中,以文本、音符為道統,可以無關社會、不涉人生,此固能成就一二經生的安身立命之業,但于整個社會、蕓蕓大眾懸隔千里。這絕不是孔孟的初衷。江藩的譜系學一方面說明考據在清代學術界的主流地位,至乾嘉后期勢力是何等的強大;另一方面視野如此的狹限,似乎也把儒學納入到了沒有出路的犄角之中。所以,隨后激起的反彈,在形式上是挽救儒學,而實質上則是“對于孔孟而得解放”,最終導致了傳統儒學的解體。梁啟超在解釋“道咸以后,清學曷為而分裂耶”時,舉出了內、外各三因。內因一是考據之范圍“甚拘迂”,末流落入空而不實;二是成一“漢學專制”之局,其騶卒多為盛氣臨人的“學閥”;三是自身發展,不斷突創,必至異端涌現。外因一是“嘉道以還,積威日馳,人心已漸獲解放”,學問必由虛逐實;二是咸同間,清學的根據地江浙一帶“受禍最烈,文獻蕩然”,致“百學中落”;三是國難日重,西學漸輸,學者“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對舊學體系做根本的沖擊。[5]錢穆也指出,“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皆有“途窮將變”之跡。諸先進“起而變之者,始于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于思人才,極于正學術”,最后導出康南海的“盡變祖宗之法”,于是乎傳統徹底瓦解。[6]“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考證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未絕如縷了”。[7]伴隨著漢學的衰落,是宋學復振的呼聲、今文經學的崛起和諸子學的興盛,正是在漢宋、今古文、經子三大爭論之中,一步一步迎來了經學時代的終結。
    清后期的復宋思潮以“經世”為志幟,它并非簡單回到宋儒的義理之學,和清初的“漢宋兼采之學”也不盡相同。面對考據的學術霸權,先是理學家唐鑒等人發出抗爭的聲音;繼之桐城派的方東樹挑起了漢宋爭論的巨大波瀾,曾國藩以理學名臣身份所創下的經國大業無疑為復宋勢力增添了重要的法碼;最后是嶺南陳澧等人調和漢宋的努力,不但打擊了乾嘉學術的正統觀,而且也起到了分化漢學家陣營和扭轉清末漢學走向的作用。宋學派、桐城派、調和派均站在正統漢學的對立面,對乾嘉考據學的權威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動搖了漢學的獨霸地位。
    清代前期的理學家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修身層面,服膺宋儒的道德義理,因缺乏對應現實的創造性而逐漸被邊緣化了。到了嘉慶年間,開始有一部分理學人物力圖糾正這種偏差,重新將社會政治內容納入儒家的信仰體系。如唐鑒的“守道救世”說,雖不離“守敬”和“窮理”的道德根本,但還是對儒家經世致用的關懷給予了相當的肯定。如果說積衰已久的理學之老鳳雛聲已難引起漢學正統派的注目;那么,來自桐城派的方東樹則以《漢學商兌》一書給了對方以極大的震憾。方著可以看作是漢學權力強壓下的反彈,所謂“孤蹤違眾,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8]頗能道出作者心跡。對于江藩門戶森嚴的譜系學,來自漢學陣營的焦循等人只是委蜿商榷。而龔自珍則以考核名實(“十不安”)的方式提出異議。唯方東樹直接了當,以強大火力直攻漢學要塞

,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羅列材料,攸舉事實,對漢學家中重頭人物的言論,逐條批駁。方氏之言,多能切中漢學弊端,且有很強的針對性。如斥漢學“六蔽”之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9]是指當時漢學家“內苞污行,外飾雅言,身為倡優而欲高談伏鄭”的普遍情形。[ 10]《漢學商兌》后來因得到曾國藩的大力表彰而風行一時,從此對考據學的抨擊日起而日興,漢學威勢開始走向衰落。是不是因為方東樹的批判而使漢學之焰“遂漸熄”尚可考量,[11]但陳澧《與徐子遠書》中的一段話卻明白道出道、咸之間小學頹敗的消息。“今海內大師,凋謝殆盡。……后生輩好學者,則不過二三人耳。夫以百年來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盡時文之為害”。[12]由是,漢宋調和之風日盛,漢學陣營迅速分化,形成了以嶺南派為中堅的綜合漢學與宋學的運動,純漢學退居到次席,晚清學風隨之大變。
    反漢學思潮的得勢,從表面來看似乎只是清代義理、考據、詞章三大學術板塊的力量比重發生了改變,考據學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宋學派的義理和以桐城派為代表的詞章借學術復古的面貌重又恢復了自身的價值,奪回了自己在儒學中應占有的份額。但實際上,打落漢學正統派權威的既不是義理也不是詞章,而是經世致用之學。反漢學的三大思想流派都強調經世致用,這正是乾嘉考據學的致命弱點,以此為利器,對壘之下,漢學焉能不敗?但是,以經世思想批判漢學,同時也就面臨了脫軌的危險,傳統經學結構中的三個板塊可能一損俱損、一起打落,義理、詞章是不可能真正挽救經學的。如果說漢宋之爭尚能保持在傳統儒學體系之內而尚未出軌;那么,隨之而來的今古文之爭則從根本上顛覆了儒學,宣告了經學時代的完結。
    晚清今文經學的興盛,在形式上是“反之又反”,由東漢上溯到西漢,“以復古為解放”;而實質上從一開始它就帶有強烈的經世色彩,與漢學正統派大異其趣。根據艾爾曼的研究,常州今文經學的興起是由于莊存與與和坤斗爭的結果,現實政治借用了學術表達的方式。“莊存與的見解是十九世紀議政的先聲,也是東林黨人反對閹黨傳統的余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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