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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明理寓理于事——從“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教學談起

時間:2011-3-19欄目:教學管理論文

  以事明理寓理于事——從“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教學談起  
  口武興華
  (江蘇省新海高級中學,江蘇連云港222006)
  在認識論教學中,“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一直是個難點,很多學生無法把握其精神實質。除哲學的抽象性和高中生認知水平等原因,教師過于重視結論而忽視知識生成的過程、忽視體驗乃至教學方法失當是一個重要原因。為此,筆者在教學中堅持“以事明理、寓理于事”,重在“事”與“理”的有機結合,力求獲得理想的教學效果。
  一、純主觀的東西不能作為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
  莊子有一段關于“是非莫辯”的話,大意是說,我和你辯論,你勝了我,我就果真錯了嗎?我勝了你,你就真的錯了嗎?究竟誰對誰錯,在你我兩人之間是無法斷定的。請第三者來,也無法斷定是非。因為第三者如果持有與你我相同的意見,就沒有資格斷定;如果持有與你我不同的意見,也沒有資格斷定。根據莊子這一觀點,我們不難推測,莊子也認為“辯”不是檢驗是非的標準。那么,“辯”為什么不能成為檢驗是與非的標準呢?這是因為:“辯”是純主觀的東西。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純主觀的東西不可以作為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個人的觀點、權威的觀點、多數人的意見都不能檢驗認識的真理性。這是因為,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要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要受不同的立場、觀點、方法、知識水平、思維能力、生理素質的限制,要受具體的實踐水平特別是社會實踐所達到的廣度與深度的制約。因此,我們不用“毛澤東思想”證明“鄧小平理論”是真理,不能用“鄧小平理論”證明“毛澤東思想”是真理,即使是被實踐證明為正確的科學理論,也不能成為檢驗另一種認識是否為真理的標準。這就告訴我們,科學理論是人們對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認識,可以指導人們的實踐,但人們的實踐是否獲得了成功,不能靠理論本身來檢驗。而要檢驗一種認識是否正確,就必須超出“認識”的范圍,從“認識”之外尋找標準。
  二、純客觀的東西也不能作為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
  有這么個故事:滄州南面一座寺廟建在河邊,一次漲洪水,大門外的兩只石獸一起沉人河底。經過十多年后,和尚募集金錢重修寺廟,試圖在河中尋回兩只石獸,最終沒找到。于是,圍繞著“石獸在哪里?”人們展開了爭論,不少人認為水流一定把石獸沖下去了,應該到下游去尋找。一名學者反對,認為只能在原地尋找石獸。理由是:石獸不是木片,石獸硬而重,沙松而輕,不可能被河水帶走,只會埋在沙里,越沉越深。沿著河下游去尋找石獸,不是很荒唐嗎?眾人以為正確。一名船夫不以為然,說應從上游尋找石獸。理由是:石獸又硬又重,河沙又松又輕,水必會沖擊石獸前的沙子使之形成坑穴;越沖越深,使石獸向上游發生轉移;不停地沖刷,不停地轉移,河水不但沖不走石獸,相反,石獸反而逆流而上了。到下游尋找石獸,固然荒唐;在原地尋找它們,同樣也很荒唐。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在哪里找到石獸不重要,重要的是:石獸本身能告訴我們它們在哪里嗎?顯然不能!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客觀事物自身是不能回答認識正確與否的。如同粉筆自己不能告訴我們它是什么顏色,大象不能自己告訴盲人它是什么形狀,原因都是相同的。
  三、聯系著主觀與客觀的實踐才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
  實踐之所以是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標準,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實踐的特點決定的。首先,真理的本性在于它表示主觀的認識和客觀的實際相符合。也就是說,只要主觀與客觀相符合,就是真理;如果主觀與客觀相違背,就是謬誤。所以,對認識的真理性的檢驗,就是要確定人們的主觀認識是否同客觀實際相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要完成這一任務,只能依靠社會實踐。其次,實踐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它能夠充當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是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性活動,具有客觀物質性、主觀能動性和社會歷史性的特點。在現實中,人們總是遵循一定的認識去實踐,把主觀的東西變為客觀的東西,引出現實的結果,從而可以將客觀結果與主觀認識兩相對照。拿“農民種田”這一實踐活動來說,農民是有目的、有意識的人,具有“主觀能動性”;而“種田”的對象、工具以及種田者本身,都是客觀的物質的東西。從這種意義上講,實踐處在主觀與客觀的交匯點上,它一頭聯系著主觀,一頭聯系著客觀,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是認識正確與否的最高審判官。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實踐都是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此外沒有任何其他標準。實用主義者詹姆士把“有用”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認為有用的東西就是真理。這種觀點否定了真理的客觀性,實質是主張主觀真理,沒有把“主觀”與“客觀”連接起來,必然導致一系列荒謬的結論,如謊言是真理,因為謊言對于騙子來說是有用的;巧取豪奪與損人利己也是真理,因為它對資產階級來說是有用的;宗教是真理,因為宗教觀念對信教者有價值。如此這般,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大家都有理,反而沒了統一的客觀標準。
  從上述教學案例的處理中,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一要在“以事明理、寓理于事”過程中,教師要用經典的“試題”素材統帥教學始終,既要善于把簡單的事情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以事明理;又要把抽象的哲學命題與具體生活常識相結合,寓理于事。二要在“以事明理、寓理于事”過程中,注重哲學世界觀的生成路徑,力求把“三維目標”全面而又有機地結合起來,既不能低估學生的接受能力,對學生一看就懂的問題反復分析,影響了學生對重點、難點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又不能不顧學生的接受能力,企圖用一則材料體現全部知識,使學生的思維受局限。三要在“以事明理、寓理于事”過程中,把教師的主導作用集中體現于控制課堂教學秩序和效果上,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讓學生主體性得到充分發揮。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在教學中有針對性地突破難點,贏得教學的成功,享受教學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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